对于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地加以阐述，本文就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三个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加以阐述，来表现它们之间内在统一关系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意义。

一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十七大、十八大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内涵作了科学定位,指明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众所周知，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毛泽东领导创立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立足点，是贯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是不能有任何动摇或放弃的基本原则。毫无疑义，这也是毛泽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结的前提。

在20世纪初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指引了我们党的斗争方向。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科学地规定了中国革命互相连接的两步走的正确发展途径，而它所争取的社会主义前途，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的。

正因为这样，在新中国建立并基本完成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1956年，毛泽东称之为多事之秋，国内外都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反共逆流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动荡。针对这种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潮，毛泽东先后主持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其中，深入总结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这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它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阶级，消灭阶级；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逐步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文章指明这是反映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坚持并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善于研究实践中的社会主义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加以回答，并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指导新的实践。这些理论观点，集中体现在毛泽东于1957年6月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它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时代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探索和回答，它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奠定了极为重要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对于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指明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动力。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的观点，不仅在理论认识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①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其次，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一方面，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相适应的，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因而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为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不相适应的方面，但是属于非基本的方面，因而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调整和改革加以解决，这就为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再者，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大量的、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不仅首先倡导并不断丰富四项基本原则，而且在实践中始终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种种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四项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邓小平明确指出：“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并说：“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②邓小平指出，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进行的拨乱反正，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我们还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③这充分表明，邓小平在理论和实践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贯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足点。这个论断，不但为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所确认，而且尊严地载入了国家宪法。正如邓小平晚年所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成套设备，动摇了其中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我们国家的根本。同时，他在讲改革开放时，总是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个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强调我们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四个坚持，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这些都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正是这些原则的坚持，表明了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致性。

二

当党面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时候，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建立后照搬苏联的一套做法，既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有成效的，但又很不满意，因为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其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于是开始了探索的工作，希望能找到一条比苏联、东欧搞得更好、更快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这一探索的主题，就是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这个探索贯穿于毛泽东生命最后20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既为后人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多方面的成就和成熟或比较成熟的理论观点，也有严重失误的教训，这体现了探索的先驱者的特点，都是党的宝贵的精神的和物质的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纠正过去失误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探索，这个探索虽然具有历史转折的意义，但探索的主题并没有、也不应该改变，在新时期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含义就包含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这一主题。这表现了毛泽东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统一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它们之间一个重要的连接点。

毛泽东认为，不但革命道路不能照搬外国，就是建设道路也不能照搬外国。1960年4月，他在谈到学习外国经验时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基本上可以说是抄的，就是抄苏联。这个抄是必要的，你不懂嘛。等于写字一样，历来写字讲究临帖，你不临帖怎么行呢？所以，不能讲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七年那个临帖是错了。临帖之后，你就要脱离那个帖，自己独立写字嘛。而且，写草字的人先要写正楷，然后才能写草书，不可以一下子就写草书。看来，要有个时期是学习外国。现在还要学习外国，不能说现在连一点书都不抄了。人家书上是正确的东西，而我们没有书，这一部分还得抄。取经是一万年都要取的，你取我的经，我取你的经。不能搞绝对化，所谓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全部抄和完全不抄都是形而上学。④这里所说的正确的东西还要抄，主要是指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以毛泽东强调，道路是共同的，方法不同。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样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他一再指明改革开放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一再驳斥那种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的错误观点，一再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取向。他说：“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⑤就反映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鲜明态度。但与此同时，毛泽东、邓小平又都认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这样广阔的舞台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会写出新的文章、新的著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坚持上述主题，决不等于反对和排斥外国的东西，相反，还要善于向外国学习。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他认为提出这个口号“是要有一点勇气的”。为什么说提出“向外国学习”要有一点勇气呢？这是因为：第一，要放下大国的架子，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在他看来，一切国家、一切民族都有长处，都应当学习。第二，这时提出向外国学习，不仅是要向社会主义苏联学习，更重要的是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向美、英、日这样的国家学习，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他要求：我们“还一定要学日本和美国”，⑥这显然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毛泽东倡导向外国学习，明确提出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采取一概排斥、拒绝学习的错误态度。毛泽东指出，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也都有它的短处。要善于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毛泽东会见缅甸外宾时说：“缅甸种粮食比我们种得好。我们愿意研究缅甸是怎样种的。”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二是一概照搬，采取全盘吸收的错误态度。毛泽东明确指出：“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因而他强调：学习外国“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总之，“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⑧因而，学习外国要采取正确的态度：第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的错误做法。毛泽东一再提醒全党要牢记民主革命时期教条主义给我们党带来严重危害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学习外国也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摒弃教条主义的幼稚病。他说：“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⑨这种以“风”为准就是教条主义的一种表现。第二，向外国学习，必须发扬民族自信心。毛泽东指出，我国历史悠久，有许多优秀的民族遗产。但是，近代中国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历来受人欺负。正因为这样，“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针对长期半殖民地造成的某些人的卑下心理，毛泽东提出：“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⑩有了民族自信心，才能正确对待外国的东西。第三，要创造性地学习外国，要注意保持和发扬民族的特点。“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这就是说，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东西。

毛泽东上述关于学习外国的重要思想和原则，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也是党在新时期应当坚持的原则。今天我们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国内外都有一些反共势力借我们改革开放之机，通过散布诸如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企图把中国引向私有化、西化的道路。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只有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前景；否则，在他们美丽的谎言下，只会把我们的民族拖向四分五裂的深渊。因此，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接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克服党内为害甚烈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中,为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为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思想基础。这里，以参与党的两代领导核心的陈云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理解为例，来说明毛泽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联接、相统一的重要性。

重视思想方法是党的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特征。陈云回忆说： “我曾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我说，你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他要我学点哲学。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还是对我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他以张国焘的经验并不少为例加以说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谈这个问题，他仍然说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这使他认识到,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的重要性，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就是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确立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只有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党才有可能判明局势，了解周围事变的内在联系，预察事变的进程，不仅洞察事变在目前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而且洞察事变在将来怎样发展和向何处发展，从而保证党的政策和行动的正确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他强调“学习理论和参加实际工作都是每个共产党员不可或缺的责任”，这就把学习提高到党性原则的高度上加以认识，并强调学习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他希望领导干部不要因为怕犯教条主义错误而不敢读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决不是不要读书。现在我们的毛病，是马列主义不够，“所以有些同志就上人家的当，成了教条主义的俘虏”。他主张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理论上、思想方法上搞好了，对党对革命是大有好处的。如果不学习，不端正思想方法，“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头的候补者”。陈云根据党的历史经验，非常注重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思想方法问题，他说：“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他强调学理论“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在新的历史时期，他多次阐明“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深有体会地说：“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陈云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好工作，首先思想方法要对头，这就要学习政治理论，特别要学习马列主义哲学。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之所以为党内同志称道，就是因为毛主席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概括起来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调查研究，一分为二。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就是我们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他特别强调，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陈云对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方法深有体会，认为它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和不可分割的部分。他曾回忆说,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进入中央苏区后,开始对毛泽东的认识和服膺的，就是他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作风。应当说，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调查研究苏区的土地状况、社会情况和群众的要求，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这正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法，是沟通理论和实际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和桥梁。陈云一贯遵循毛泽东倡导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在处理每个问题和作出每项决策的时候，总要先进行认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他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

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稳妥、健康地推行改革开放，陈云提出，改革的步子要稳，从试点着手，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早在1951年陈云就主张在工作中要稳步前进，反对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当时他就把这种思想方法形象地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他说：“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同样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应当说，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新中国60年来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几乎都是由于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贪大贪多而脱离了中国的国情造成的。正如陈云所认为的，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由此可见， “摸着石头过河”，是蕴含着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经历的历史证明，这一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对于保证前无古人的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毛泽东曾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后来又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事实证明,调查研究是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必经途径,也只有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也才有可能把我们的思想方法搞对头。毛泽东十分欣赏陈云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称赞说，陈云同志是非常注重调查研究的，不经过调查研究是不轻易发表意见的。陈云这种忠实于党的思想路线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由上可见，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其中心思想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方法搞对头，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根本途径就是调查研究，通过正确的调查研究制订出符合客观需要和人民群众愿望的方针政策；政策贯彻之后，通过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结经验也是调查研究。这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保证正确的发展方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364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384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⑦《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41、82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362页。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